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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識途《夜譚續記》:以雅入俗 大俗大雅
來源:中國藝術報 | 教鶴然  2020年09月29日15:12

今年6月,年已106歲的川籍作家馬識途出版了“封筆之作” 、 《夜譚十記》的姊妹篇《夜譚續記》 ,為20世紀80年代開創的用文字記錄“親歷或見聞過許多奇人異事”的“夜譚文學”系列,畫上了圓滿的句點。

從1942年寫《破城記》開始到1982年《踢踏記》寫完之間, 《夜譚十記》的創作完成經歷了40年的時間。巧合的是,自《夜譚十記》初版本刊行伊始,到今年《夜譚續記》出版,馬識途的“夜譚系列”的自我完成也幾乎經歷了另一個40年。通過閱讀文本,讀者可以跟隨作家的筆觸與情感,一同經歷他近四十載的尋夢歷程,體味故事背后的情與愛。

《夜譚十記》出版之際,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的韋君宜在《讀〈夜譚十記〉隨筆》中,曾高度評價此書對于中國文學“文”的傳統以及“民族形式”的傳承與發展,這一評價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夜譚系列”的文學底色與精神基色。毋庸置疑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至新世紀以來,“夜譚文學系列”的完成伴隨著現代中國社會時代、文學思潮以及審美觀念的巨大變化,但既往學界對于這一作品在思想意識、審美風格等方面的文學藝術價值判定,基本上仍以韋君宜的前述觀點為基礎。2011年,改編自《夜譚十記》中《盜官記》的電影《讓子彈飛》公映,引發了文藝各界對于這一作品的重新評價熱潮,但學界大多側重于小說影視化過程中對原作的改編和重寫,而對于小說本身文藝價值的評價,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從歷時性和共時性的角度來看,這種文學史評價的相對穩定狀態,折射出“夜譚系列”的形式和內容具有超越特定歷史局限的文化風致。

馬識途曾在《京華夜譚》后記中說過:“我很愿意從雅文學作家轉化為俗文學作家,以至于降格為市井講故事或擺龍門陣的人。 ”這種甘愿從“雅”入“俗” ,為中國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寫作的文學立場與追求,使得馬識途的“夜譚系列”文學作品保持了雅俗共賞的獨特品質,也就是韋君宜所說的“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除卻對于中國文學“文”的傳統以及“民族形式”的傳承與發展以外,作家還為“夜譚文學”系列雕塑了豐滿而生動的文學品格。從一段段豐富靈動、虛虛實實的短篇故事中,從一個個血肉充盈、感情真摯的人物身上,我們能夠讀到跳躍在紙上的淺顯流暢的語言和輕松詼諧的文風,更能夠感受到那鑲嵌在字里行間的酣暢潑辣的世俗氣質與深刻通透的批判精神。更值得稱道的是,在作家的筆下,我們能夠讀到革命敘事的宏大話語與民間敘事的街談巷語的有機融合。

從《夜譚十記》到《夜譚續記》 ,“夜譚文學”系列的敘事背景從民國時期推衍至新中國成立以后,文本中革命敘事的歷史語境及表現形式也隨之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前作中的《破城記》 《報銷記》 《盜官記》 《禁煙記》等篇目所諷刺的國民政府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諸多方面的復雜問題,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逐漸失去了土壤。因此,作品在深刻揭示民國時期混亂無序的基層政治生態的荒誕、病態時所體現出的黑色幽默,令讀者過目難忘。不過,這種黑色幽默的筆法在續作中似乎隱去了鋒芒,作者對于人情世態的體察多了幾分沉穩和哲思,尤其是在收尾的《重逢記》和《重逢又記》篇目中,我們能夠明顯看到作者已經有了向現代文學階段早期普羅小說的革命敘事范式,以及當代文學早期紅色經典作品中的敘事模式貼近與復歸的寫作傾向。

通過細讀文本,不難發現《夜譚續記》的寫作風格較之前作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其中最為鮮明的變化之一是對于女性的重視。一方面,續記增加了水月庵姑、鏡花館娃、浣花女史三位女性作為故事敘述者,而前作的十位講故事的人都是男性身份;另一方面,續記收錄的每一篇故事都有至少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核心人物,如《狐精記》中的二老爺娘子楊小紅、 《樹精記》中的小寡婦陳秀秀、 《造人記》中的楊善人、《野狐記》中的陳小娟等。

除卻對于女性敘述者比重的增加、對于女性人物塑造的重視以外,對比閱讀《夜譚十記》的第六記《沉河記》與《夜譚續記》的上卷第一記《狐精記》這兩個題材相似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對于女性命運的書寫也漸趨圓熟。 《沉河記》與《狐精記》關注的都是舊時代女性道德觀的問題,均涉及到在鄉間為守寡女性樹立貞節牌坊、將未守節的女性與相戀者雙雙沉河的封建“族規” 。 《沉河記》中的王馥桂反抗封建宗族霸權的代表吳老太爺,不僅當眾咒罵他“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 ,而且指出他舊時與自己相好,并要求推倒自己的貞節牌坊。王馥桂可以稱得上是勇敢破舊立新、追求自由與解放的新女性代表,但與此同時,故事情節的鋪陳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也相對較為簡單。

反觀《狐精記》中的楊小紅,她出身貧賤農家,在上海做舞女維持生計。她與二老爺趙進義結識并相戀后,從十里洋場的都市生活返回鄉野,也遵從了大老爺的要求和鄉下傳統規矩舉行婚禮,但卻在大老爺妄圖侵吞田產時有理有據、不卑不亢地予以反擊。二老爺意外病逝以后,她與私塾的古先生經過長期相處培養了新的感情,被大老爺得知要將兩人捉來沉河時,楊小紅與古先生攜手逃走,將二老爺名下的田產盡數捐贈給縣教育局興辦了中學。與王馥桂相比,楊小紅的人生經歷顯然更為豐富和復雜,因此,她的故事也更立體地呈現出她在面臨人生選擇之際的猶疑與焦慮,她不僅僅是打破舊道德的新女性典范,而更接近一個普通的、真實的、血肉豐滿的女人,這預示著“夜譚文學”系列中的民間女性形象真正落在了鄉土中國的厚重與踏實之上。

“雖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聊以為茶余酒后、消磨閑暇之談資,或亦有消痰化食、延年益壽之功效乎。 ”這是作家馬識途對《夜譚續記》的自我評價,能在茶余談資和街談巷語之中有所體悟,未嘗不是“大俗者大雅”的藝術境界,想必很多讀者在閱讀這些引人入勝的短篇故事時也定然會出現“片言茍會心,掩卷忽而笑”的審美體驗,而那些隱匿在“夜譚”故事背后的豐富而復雜的歷史細節,也值得更多的文學讀者與研究者去不斷探索,持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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