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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發》:港式懷舊與海派復古
來源:十月雜志 | 楊毅  2020年10月04日10:49
關鍵詞:老香港 葛亮 海派

在葛亮的中篇新作《飛發》(《十月》2020年第5期)的結尾,面對病床上即將不久于人世的翟師傅,莊師傅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技藝嫻熟地為翟師傅理發——仿佛他們兩人二十年來的恩怨隔閡瞬間化為烏有。不過,這種以死亡作為敘事動力的大和解顯然無法消解他們所經歷的種種世事變遷,而只會讓他們身后的大時代更加肆無忌憚。歷史與審美的分裂常常是巨大的,但這對于小說家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幸事。事實上,葛亮所要做的,正是通過對老香港人事舊物的摹寫,為那些大時代里無法清晰指認的人們留下一個存在過的痕跡,哪怕它們只是一些斑駁的倒影?!讹w發》鑄造擬舊風格,在一種精心營造的港式懷舊的氛圍中,不經意間贖回被歷史掩埋的人質,最終達成的不僅是對曾經蓬勃向上的老香港的深情緬懷,也有對逝去的民國上海的隱沒想象。

正如小說題目所揭示的,《飛發》是一個關于頭發的故事,更是一個關于理發店的故事。按照汪民安的說法,自我對于身體沒有絕對的主宰權,但對頭發卻有絕對的控制權,因為頭發乃是人體唯一可以被公開展示的可寫的文本。且不論頭發的歷史如何回應革命與反革命的歷史交錯,但頭發的可寫性無疑使之成為某種“有意味的形式”。頭發的特性最終被理發店這個結構化的生產組織全部承載。理發店里的裁剪“既是對頭發的裁剪,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組織的裁剪,一種生活結構的裁剪”?!讹w發》中的理發店(“飛發鋪”)無疑蘊含了太多的信息可供解讀。最為明顯的是,從曾經的“孔雀”,到如今的“樂群”“溫莎”,這些位于香港(更準確地說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移民到香港的內地社群)的理發店,在體現香港殖民歲月里的新舊雜陳、華洋并置的同時,無一例外地指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老香港”。

“我想寫寫老香港”——在小說的第5節,葛亮不惜直接表明主觀意圖,由此可見作者鮮明的立場。這種主觀化的立場暗示小說并非一段歷史的指認,而毋寧說是建立在敘事策略上的歷史的想象,甚至“成為某個階層溫柔的時代斷片”。如果說對歷史的敘述通常借助歷史感的回溯,那么小說中的歷史則借助對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文化表象的成功復制,來生成一種遙遠的懷舊感——不復存在的“孔雀”成了北角一帶老輩人的集體回憶;“樂群”里的招貼畫、電唱機、爵士樂乃至整體氛圍都旨在營造一種濃厚的“港式懷舊”;即便是留有海派遺風的“溫莎”,也仍然將“六十年代”當作古舊的證據。

盡管這種充滿形式感與具象化的懷舊,很容易被處理成某些文化符號的拼接,但葛亮依然憑借其縝密的敘事,挖掘出大時代里并未遠去的人事浮沉,最終將這種遙遠的懷舊感還原為真切的歷史感?!讹w發》從“我”無意間進入翟康然的理發店講起。但讓“我”感到詫異的是,雖然同為“樂群理發”,翟康然的手藝卻和翟師傅截然不同。原來,翟康然并非學徒于父親,反而拜師于“溫莎”這家上海理發公司的莊師傅。父子兩人的矛盾由此不難想見。這固然可以歸因于代際間的斷裂所導致的兩人截然不同的感受、思想和行為方式,但這種斷裂實則是受到完全不同的重大社會事件或潮流的影響。

對于新中國最早南下香港的一代人而言,翟師傅(翟玉成)恰逢一個翻滾著巨浪而只待沖上云霄的大時代,那里有著一個熱氣騰騰的大時代里的流金歲月。年輕時的翟師傅因種種人生機緣,成就了他一生的高光時刻——那時,他一手經營的“孔雀理發公司”閃爍著繽紛絢麗的霓虹,維納斯也復原了自己的雙臂。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終究是短暫而迷幻的。夢醒時分,大時代終于露出了它歲月無情的一面——“孔雀”消失了,翟玉成從此一蹶不振,直到“樂群”的開張才得以重操舊業?!翱兹浮苯K于成了別人口中的神話,當然也是他一個人的秘密。然而,對于“子一代”的翟康然而言,曾經的一切輝煌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傳說,甚至“不會覺得與自己有一絲毫的關聯”。年少時的翟康然被海派的造型氣質深深吸引,以致于他“覺得自己十多年養成的審美,受到了某種擊打”。這才使得他最終走進了莊師傅的上海理發公司“溫莎”。

事實上,這種看似因代際和審美造成的矛盾,正是小說結構自身的關鍵所在。簡言之,小說中的港式懷舊與海派時尚呈現出奇特交織的狀況。這顯然與作家本人的經歷不無關系。葛亮自南京移民香港的人生經歷使得作品帶有獨特的視角:它既與內地流行審美保持了距離,也不同于香港本土作家看待事物的方式?!讹w發》所極力營造的港式懷舊,不僅建構了作家想象中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老香港,還將其成功地嫁接到內地社群對于上世紀三十年代民國上海的想象之中?!皹啡骸迸c“溫莎”雖然分別代表了“港式”與“海派”這兩種不同的風格做派,但本質上都是自身文化與在地文化交織碰撞后的結果。如果一個社群堅守自身文化而拒絕在地文化,那么香港就只能是人們南下的寄居之所而非心靈驛站。就小說而言,這個講述老香港的故事在懷舊氛圍中,穩定地坐落于民國上海的坐標之上。當懷舊之舟停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老香港,人們遙遙相望的乃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繁華的大上海。面對香港這個“異地他鄉”,上海竟喚起了人們的強烈認同。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有趣且意味深長的悖論。

如上所述,莊師傅的“溫莎”不僅帶來了海派理發的一整套技藝、服務和規范,還撩撥了一個少年的心思,致使他放棄家業而立志成為一個上海理發師傅。在小說的第5節,當店堂里的爵士樂忽然轉成了女子的慵懶之聲,翟康然“似乎看到了三十年代的老上?!?,雖然“那是他從未去過的地方,只在電視與畫報上見過”?!八?,這就是他的理想。他要成為一個上海理發師傅,他離著理想,越來越接近了?!笔聦嵣?,一個看似無意識的想象往往隱藏了難以直言的訊息?;蛟S,香港這個殖民世界是讓一個有點困惑的中國人從遠處來觀望的。(李歐梵語)香港與上海構成了鏡像般的“雙城記”。一方面,當香港徹底走上全盤西化/殖民化的道路而將上海遠遠甩在身后時,上海反倒因其帶有的“異域”氣息而被證明是“中國”的,因此喚起了移民社群的心理認同;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香港對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民國上海則懷有越來越多的“鄉愁”——和一個被殖民者腐化和破壞的新移民社群相比,來自民國的上海成了帶有世紀末情調的大都市。

無論如何,葛亮都是擅長處理時間的好手。他把時間帶給人事的迷亂與惶恐,通通化作懷舊的凝視;又把懷舊的凝視再度還原為大時代里人們的掙扎與無奈。面對時代大潮,曾經的“孔雀”成了最好的見證。僅僅依靠幾個老輩熟人幫襯的“樂群”“溫莎”,其實早已氣息奄奄——“樂群”僅僅成了陪伴翟師傅生命里最后一段時光的執念;“溫莎”同樣壽終正寢,轉變為民俗博物館里用來展示的時代憑吊。事實上,《飛發》固然可以看作葛亮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老香港”的深情緬懷,卻也從最初就暗示了這種緬懷只能是一個想象的能指,一個缺席的在場。小說中的理發師如同手工業時代的能工巧匠,將理發當作匠人的手藝來運用。這不僅寄寓了作家本人對逝去時代的追憶和致敬,也隱隱透露出這種“前現代”的經營方式只能裁剪出“復古”發型的尷尬。但是,葛亮的過人之處恰恰在于對這種既定的線性敘述的不滿,他偏要反其道而行,回溯被大時代湮沒的人事風物,使之煥發古舊的光暈。用本雅明的話說,葛亮是“把一個特別的時代從同質的歷史進程中剝離出來,把一種特別的生活從那個時代中剝離出來”的作家。

《飛發》因葛亮的時間觀成為特定地域里兩代人的心靈史的記錄。這種心靈史不只包括觀念的流動,也包括觀念的梗阻。事實上,支撐小說主要人物行為邏輯的,并非社會現實或道德律令,而往往是某種心理上的自我期許。雖然這種心理上的自我期許與時代發展如此格格不入,以致于它只能在某個時刻陡然乍現而充當起一個懷舊的符號,但是,它畢竟構造了人們心靈上的真實,一個只有小說才可抵達的隱秘之境,盡管它在客觀上調動起了整個二十世紀全球化的文化想象。

 

楊毅,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從事當代文學與文化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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